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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文】 爱曰: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,如《春秋》一经,若无《左传》,恐亦难晓。” 先生曰:“《春秋》必待《传》而后明,是歇后谜语矣。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? 《左传》多是《鲁史》旧文,若《春秋》须此而后明,孔子何必削之?”
【译文】
【原文】徐爱说:“有些时候,著述是不能缺少的。比如《春秋》这本书,如果没有《左传》作解,人们大概也是难以读懂的。” 先生说:“《春秋》必须有《左传》才能明白,这样,《春秋》不就成为歇后谜语了。圣人作如此艰深隐晦的文章,又何苦来哉? 《左传》大多是《鲁史》的原文,如果《春秋》要凭借《左传》才可读懂,那么,孔子删削它,又有何必要呢?” 爱曰:“伊川亦云:‘《传》是案,《经》是断。’如书弑某君,伐某国,若不明其事,恐亦难断。” 先生曰:“伊川此言,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,未得圣人作经之意。如书‘弑君’,即弑君便是罪,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? 征伐当自天子出,书‘伐国’,即伐国便是罪,何必要问其伐国之详?圣人述六经,只是要正人心,只是要存天理、去人欲。于存天理、去人欲之事,则尝言之。 或因人请问,各随分量而说。亦不肯多道,恐人专求之言语。故曰‘予欲无言’。若是一切纵人欲、灭天理的事?又安肯详以示人,是长乱导奸也。 故孟子云:‘仲尼之门,无道桓、文之事者,是以后世无传焉。’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,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。 纯是一片功利的心,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,如何思量得通?”因叹曰:“此非达天德者,未易与言此也!” 又曰:“孔子云: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’孟子云:‘尽信书,不如无书。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。’ 孔子删《书》,于唐、虞、夏四五百年间,不过数篇。岂更无一事?而所述止此,圣人之意可知矣。 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,后儒却只要添上。”
【译文】
【原文】徐爱说:“程颐先生也认为‘《传》是案,《经》是断。’比如,《春秋》上记载弑某君、伐某国,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,大概也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。” 先生说:“程颐先生这一句话,差不多也是承袭后世儒生的说法,没有理解圣人作经的本意。比如写‘弑君’,弑君是罪过,为什么还要问弑君的经过呢?讨伐的命令该天子发布,写‘伐国’,就是说讨伐某国便是罪过,为什么还要问伐国的经过呢?圣人传述六经,只是端正人心,只是存天理、去人欲。对于这些事情,孔子曾经就说过。孔子常依据人们的问题,对各自的程度与性质作不同的回答。他也不愿多讲,只怕人们在语言上挑剔,所以他才说:‘予欲无言’。如果是些灭天理纵人欲的事,又怎能详细作解呢?详细地告诉人们等于是助纣为虐呀!因此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讲道:‘仲尼之门,无道桓文之事者,是烈后世无传焉。’这就是孔门家法。世俗的儒者只讲霸道的学问,因而他们要精通许多阴谋诡计,这完全是一种功利心态,与圣人作经的宗旨南辕北辙,他们怎么想得通呢?”因此先生感叹地说:“如果不是诚达天德之人,我很难与他谈论这个问题!”他接着说:“孔子曾说: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’孟子也说:‘尽信书,不如无书。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。’孔子删除《尚书》,即使是尧、舜、禹这四五百年间的历史,也仅存数篇。除此之外,难道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吗?虽传述的仅有几篇,但圣人的意图再明了不过了。圣人仅是剔除繁文,后儒则要雪上添霜。” 爱曰:“圣人作经,只是要去人欲,存天理。如五伯以下事,圣人不欲详以示人,则诚然矣。至如尧舜以前事,如何略不少见?” 先生曰:“羲、黄之世,其事阔疏,传之者鲜矣,此亦可以想见。其时全是淳庞朴素,略无文采的气象,此便是太古之治,非后世可及。”
【译文】
徐爱说:“圣人著经,仅为了去人欲,存天理。春秋五霸之后的事,圣人不肯把详情告诉人们,确实如此。那么,尧舜之前的事,为什么统统省略,丝毫不可得见?” 先生说:“伏羲、黄帝时代,历史久远而不详尽,流传下来的自然很少,这也是可以想象的。其时民风淳朴,重文彩的现象一无所有,这就是上古社会,非后世所能比拟。”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