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传习录》之《徐爱录》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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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传习录》之《徐爱录》12

【原文】
爱曰:“先儒论《六经》,以《春秋》为史,史专记事,恐与《五经》事体终或稍异。”
【译文】
徐爱说:“先儒讨论《六经》,认为《春秋》是史。而史书只记载历史事件,这恐怕与《五经》的体例和宗旨稍有不同。”
【原文】
先生曰:“以事言谓之史,以道言谓之经。事即道,道即事。《春秋》亦经,五经亦史。《易》是包牺氏之史,《书》是尧、舜以下史, 《礼》、《乐》是三代史。其事同,其道同。安有所谓异?” 又曰:“五经亦只是史。史以明善恶,示训戒。 善可为训者,时存其迹以示法。恶可为戒者,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。”
【译文】
先生说:“从记事方面讲叫‘史’,从论道方面讲叫‘经’。事即道,道即事。《春秋》亦是经,五经亦为史。 《易》是伏羲的历史,《尚书》是尧舜之后的历史,《礼》、《乐》是三代的历史。它们的事是相同的,所讲的道也相同,什么地方有不同呢?” 先生接着说:“五经也只是史。史就是辨明善恶以示训戒。善可以用来教化,因而特别保存善的事迹让人仿效。 恶能够让人引以为戒,所以保存一些戒条而省去事情发展经过,以杜绝奸邪。”
【原文】
爱曰:“存其迹以示法,亦是存天理之本然。削其事以杜奸,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?”
【译文】
徐爱问:“保存善的事迹让后人仿效,亦是保存天理的原本面目。省略恶事的经过以杜绝奸邪,亦是为了将私欲抑制在即将萌芽的状态吗?”
【原文】
先生曰:“圣人作经,固无非是此意。然又不必泥着文句。”
【译文】
先生答道:“圣人著经,确实含有这种意思。但是也不必局限于文句。”
【原文】
爱又问:“恶可为戒者,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。何独于《诗》而不删郑、卫?先儒谓‘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’,然否?”
【译文】
徐爱听了,又问:“恶可以引以为戒,保留戒条而省去事情经过以杜绝奸邪。然而,在《诗经》中为什么不将‘郑风’和‘卫风’省略呢?先儒认为是‘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’,这种理解正确吗?”
【原文】
先生曰:“《诗》非孔门之旧本矣。孔子云:‘放郑声,郑声淫。’又曰:‘恶郑声之乱雅乐也。’‘郑卫之音,亡国之音也。’此是孔门家法。 孔子所定三百篇,皆所谓雅乐,皆可奏之郊庙,奏之乡党,皆所以宣畅和平,涵泳德性,移风易俗,安得有此? 是长淫导奸矣。此必秦火之后,世儒附会,以足三百篇之数。盖淫泆之词,世俗多所喜传,如今闾巷皆然。‘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’,是求其说而不得,从而为之辞。”
【译文】
先生说:“现存的《诗经》不再是孔子所修订的原貌了。孔子说:‘放郑声,郑声淫。’又说:‘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’,‘郑卫之声,亡国之音也。’这就是孔门家法。孔子修订的《诗经》三百篇,都是雅乐。不仅可以在拜祭天地和祖先时演奏,还可以在乡村郊庙中演奏,并且有助于陶冶性情,涵养德操,移风易俗,怎么会有‘郑风’和‘卫风’之类的诗呢?这种诗是助淫导奸呀!‘郑风’‘卫风’肯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,世俗儒生为凑齐三百篇的数目而硬套上去的。而淫邪之辞,民间有许多人喜欢传播,现在街头巷尾并不少见。朱熹所谓的‘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’,正是欲解释而又不能解释,反替邪恶而辨解。”

徐爱跋
【原文】
爱因旧说汨没,始闻先生之教,实是骇愕不定,无人头处。其后闻之既久,渐知反身实践。然后始信先生之学,为孔门嫡传。 舍是皆傍蹊小径,断港绝河矣。如说“格物”是“诚意”的功夫,“明善”是“诚身”的功夫,“穷理”是“尽性”的功夫,“道问学”是“尊德性”的功夫,“博文”是“约礼”的功夫,“惟精”是“惟一”的功夫。 诸如此类,始皆落落难合。其后思之既久,不觉手舞足蹈。
【译文】
徐爱因为受到旧的学说影响,刚闻听先生的教诲,实在诧异,觉得无从下手。听的时间一长,渐渐知道躬身践行,然后方信,先生的学问确是孔门真传。除此而外皆为歪门邪道,异端邪说,先生的观点和主张,比如:格物是诚意的功夫,明善是诚身的功夫,穷理是尽性的功夫,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,博文是约礼的功夫,惟精是惟一的功夫,诸如此类,我开始怎么也想不通,经过长时间的琢磨思考,不知不觉心领神会而手舞足蹈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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