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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文】 来书云:“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。伊川云:‘有此理,只是发得太早。’在学者工夫,固是‘必有事焉而勿忘’,然亦须识得‘何思何虑’的气象,一并看为是。若不识得这气象,便有正与助长之病;若认得‘何思何虑’,而忘‘必有事焉’工夫,恐又堕于无也。须是不滞有,不堕于无。然乎否也?”
【译文】
【原文】来信写道:“谢上蔡曾经问:‘天下何思何虑’,程颐说:‘有此理,只得发得太早。’依学者的工夫而言,固然是‘必有事焉而勿忘’,但是,也必须深谙何思何虑的景象,并在一块看才正确。若不识这景象,就会滋生期望过高与助长的弊病;若识得‘何思何虑’,忘记了‘必有事焉’的工夫,只怕又会堕入虚无的境地,是否应该不执著于有,又不执著于无呢?”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,只是契悟未尽。上蔡之问,与伊川之答,亦只是上蔡、伊川之意,与孔子《系辞》原旨稍有不同。《系》言“何思何虑”,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,更无别思别虑耳,非谓无思无虑也。故曰:“同归而殊途,一致而百虑,天下何思何虑。”云殊途,云百虑,则岂谓无思无虑邪?心之本体即是天理。天理只是一个,更有何可思虑得?天理原自寂然不动,原自感而遂通。学者用功,虽千思万虑,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,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。
【译文】
【原文】你所讲的也相差无几,唯体悟得不够彻底。谢上蔡的提问与程颐的回答,仅是他们二人的观点,和孔子《系辞》的本义略有不同。《系辞》上说“何思何虑”,它是指所思所虑的只是一个天理,除此,别无他虑,但不是说无思无虑。因此说:“同归而殊途,一致而百虑。天下何思何虑。”讲殊途,道百虑,岂能说无思无虑呢?心的本体即天理。天理唯一个,还有什么可思虑的?天理原本寂然不动,原本是感而遂通的。学者用功,虽千思万虑,也只是要恢复他本来的体用罢了,并非要用私意去安排思考出来。 故明道云:“君子之学,莫若廓然而大公,物来而顺应。”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。“何思何虑”正是工夫。在圣人分上,便是自然的;在学者分上,便是勉然的。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,所以有“发得太早”之说。既而云:“却好用功”,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。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。今道通之言,虽已不为无见,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。
【译文】
【原文】因此,程颢说:“君子之学,莫若廓然而大公,物来而顺应。”若用私意去安排思考,就是自私弄智。“何思何虑”正是工夫。就圣人而言,自然能如此;就学者而言,需要努力去做到。程颐则把它当成工夫的效果,所以他才认为“发得太早”。紧接着他又说:“却好用功”,就是他自己也觉察到前面的话还不完全。周敦颐所讲的主静也正是这个意思。就你在信中所说而言,你的话有一定见地,但还是把工夫当两回事来看待了。 来书云:“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,便要识得圣人气象。盖认得圣人气象,把做准的,乃就实地做工夫去,才不会差,才是作圣工夫。未知是否?”
【译文】
【原文】来信写道:“大凡学者开始懂得做工夫,就必须认识圣人的气象。原因是,唯把圣人的气象当成具体标准,真切实际地做工夫,才不会有多少闪失,才是作圣人的工夫,不知是否真的如此?” 先认圣人气象,昔人尝有是言失,然亦欠有头脑,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,我从何处识认?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,如此无星之称而权轻重,未开之镜而照妍媸,真所谓以小人之腹,而度君子之心矣。圣人气象,何由认得?自己良知,原与圣人一般。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,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。程子尝云:“觑著尧,学他行事,无他许多聪明睿智,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?”又云:“心通于道,然后能辨是非。”今且说通于道在何处?聪明睿智从何处出来?
【译文】
为学,首先认识到圣人的气象,从前也有人这样认为,可惜,它缺少一个主宰处。圣人的气象自然是圣人的,我又从什么地方认识到呢?若不是自己的良知上真切体认,仿佛用没有星的称去度轻重,用未打磨的铜镜去照妍媸,真正是所谓的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了。圣人的气象怎么可以认识到?自己的良知,本来与圣人没有区别。如果能清楚地体认自己的良知,那么,圣人的气象就不在圣人那里,而在我身上了。程颐曾经这样说:“觑著尧,学他行事,无他许多聪明睿智,安能如彼之动客周旋中礼?”他又说:“心通于道,然后能辨是非。”此刻,你能讲出在哪里可以与道相通?从哪里又可以得到聪明睿智呢?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