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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文】 德章曰:“闻先生以精金喻圣,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,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,最为深切。惟谓尧、舜为万镒,孔子为九千镒,疑未安。”
【译文】
【原文】德章说:“曾听说先生把精金比喻圣人,用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,用锻炼比喻学者的工夫,这些喻义很深刻。只是您认为尧舜是万镒,孔子是九千镒,这种说法似乎不恰当。” 先生曰:“此又是躯壳上起念,故替圣人争分两。若不从躯壳上起念,即尧、舜万镒不为多,孔子九千镒不为少。 尧、舜万镒,只是孔子的;孔子九千镒,只是尧、舜的,原无彼我。所以谓之圣,只论‘精一’,不论多寡。 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,便同谓之圣。若是力量气魄,如何尽同得?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,所以流入功利。
【译文】
【原文】先生说:“这是从外形上着眼的,因为替圣人争轻重。 如果不是从外形上着眼,那么,尧、舜万镒不为多,孔子九千镒不为少。 尧舜的万镒也就是孔子的,孔子的九千镒也就是尧舜的,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区别。 之所以称为圣,只看精一与否,不在数量多少。只要此心同样纯为天理,便同样可称之为圣。 至于力量气魄,又怎么会完全相同呢? 后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较,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。 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,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,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,即人人自有,个个圆成,便能大以成大,小以成小,不假外慕,无不具足。此便是实实落落,明善诚身的事。后儒不明圣学,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,却去求知其所不知,求能其所不能,一味只是希高慕大,不知自己是桀、纣心地,动辄要做尧、舜事业,如何做得?终年碌碌,至于老死,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,可哀也已!”
【译文】
【原文】如果剔除比较分量的心,各人尽己之力与精神,只在此心纯是天理上下功夫,就能人人知足,个个功成,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,小的成就小的,不必外求,无不足具。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明善诚身的事。后儒不理解圣学,不懂得从自心的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,却还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,掌握自己不会做的,一味好高骛远。不知自己的心地宛如桀、纣,动不动就要做尧、舜的功业,如此怎么行得通?终年劳碌奔波,直至老死,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,真可悲啊!” 侃问:“先儒以心之静为体,心之动为用,如何?” 先生曰:“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。动静,时也。即体而言,用在体;即用而言,体在用。是谓‘体用一源’。若说静可以见其体,动可以见其用,却不妨。”
【译文】
【原文】薛侃问:“先儒说心的静是体,心的动是用,这样讲是否正确?” 先生说:“心不可以动静来区分体用。动静是暂时的。就本体而言,用在体;就作用而言,体在用。这称作‘体用一源’。倘若说静时可见心的本体,动时可见心的作用,倒也无事。” 子仁问:“‘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’先儒以学为效先觉之所为,如何?” 先生曰:“学是学去人欲、存天理。 从事于去人欲、存天理,则自正诸先觉,考诸古训,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。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、存吾心之天理耳。 若曰‘效先觉之所为’,则只说得学中一件事,亦似专求诸外了。‘时习’者,‘坐如尸’,非专习坐也,坐时习此心也。
【译文】
【原文】子仁问:“‘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’先儒说,学是效法先觉者的行为,这样说正确吗?” 先生说:“学,是学去人欲、存天理。 如果去人欲、存天理,就自然会求正于先觉,考求于古训,就自然会下很多问辨、思索、存养、省察、克治的功夫。 这些也不过是要除去己心的私欲,存养己心的天理罢了。至于说‘效先觉之所为’,那只是说了学中的一件事,也似乎专门向外求取了。 ‘时习’犹如‘坐如尸’,不是专门练习端坐,是在端坐时锻炼这颗心。 ‘立如斋’,非专习立也,立时习此心也。‘说’是‘理义之说我心’之‘说’。 人心本自说理义,如目本说色,耳本说声。惟为人欲所蔽所累,始有不说。今人欲日去,则理义日洽浃,安得不说?”
【译文】
‘立如斋’,不是专门练习站立,是在站立时锻炼这颗心。‘悦’是‘理义之说我心’的‘说’。人心原本就欢喜义理,好比眼睛本来欢喜美色,耳朵欢喜音乐一样。只因为私欲的蒙蔽和拖累,人心才有不悦。如果私欲一天天减少,那么,理义就能一天天滋润身心,人心又怎能不悦呢?”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