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传习录》之《陆澄录》0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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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传习录》之《陆澄录》07

【原文】
问:“孔子正名,先儒说上告天子,下告方伯,废辄立郢。此意如何?”
先生曰:“恐难如此。岂有一人致敬尽礼,待我而为政,我就先去废他,岂人情天理?孔子既肯与辄为政,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。圣人盛德至诚,必已感化卫辄,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。必将痛哭奔走,往迎其父。父子之爱,本于天性。辄能悔痛真切如此,蒯聩岂不感动底豫?蒯聩既还,辄乃致国请戮。聩已见化于子,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,当亦决不肯受,仍以命辄。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。辄乃自暴其罪恶,请于天子,告于方伯诸侯,而必欲致国于父。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,请于天子,告于方伯诸侯,必欲得辄而为之君。于是集命于辄,使之复君卫国。辄不得已,乃如后世上皇故事,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,备物致养。而始退复其位焉。则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,名正言顺,一举而为政于天下矣。孔子正名,或是如此。”
【译文】
陆澄问:“孔子端正名分,先儒说是上告天子,下告方伯,废除辄而拥立郢。这种看法正确吗?”
先生说:“这种看法很难赞成。一个人在位时对我恭敬尽礼,要求辅佐从政,我却先废除他,天理人情岂能容忍?孔子既然答应辅辄为政,他一定能全心全意把国家治理好。圣人至诚大德,一定感化了卫君辄,使他知道不孝敬父亲就不能做人。辄必然痛哭奔走,前去迎接父亲归国。父子之爱是人的天性。辄若能切实悔悟反省,蒯聩怎能不受感动?假若蒯聩回来,辄把国家交给父亲治理,并以此请罪。蒯聩已被儿子深深打动,又有孔子在中间诚心调解,蒯聩当然不会接受,依然让儿子治理国政。大臣百姓也一定要辄为国君。辄于是公布自己的罪过,请示天子,敬告方伯、诸侯,定要让位于父亲,蒯聩和群臣百姓,都赞扬辄悔过仁孝的美德,请示天子,敬告方伯、诸侯,非要辄作他们的君主。于是,众人要求辄再当卫国的国君。辄无奈之下,用类似于后世尊立‘太上皇’的方法,带领群臣百姓先尊奉蒯聩为太公,让他无所不有、养尊处优,然后才恢复自己的君位。这样一来,国君象个国君、大臣象个大臣、父亲象个父亲、儿子象个儿子,名正言顺,天下大治了。孔子所谓的‘正名’,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吧!”
【原文】
澄在鸿胪寺仓居,忽家信至,言儿病危,澄心甚忧闷,不能堪。先生曰:“此时正宜用功,若此时放过,闲时讲学何用?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练。父之爱子,自是至情,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,过即是私意。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优,则一向忧苦,不知已是‘有所忧患不得其正’。大抵七情所感,多只是过,少不及者。才过,便非心之本体,必须调停适中始得。就如父母之表,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,方快于心?然却曰‘毁不灭性’。非圣人强制之也,天理本体自有分限,不可过也。人但要识得心体,自然增减分毫不得。”
【译文】
陆澄在鸿胪寺小住,忽收家信一封,说儿子病危,他心里万分忧愁,不能忍受。
先生说:“现在正是用功时刻,如果错过这个机会,平时讲学又有什么用处?人就是要在这时候磨炼意志。父亲爱儿子,感情至深,但天理也有个中和处,过分了就是私心。此时,人们往往认为按天理应该烦恼,就去一味忧苦而不能自拔,正是‘有所忧患不得其正’。一般说来,七情的表露,过分的多,不够的少。稍有过分,就不是心的本体,必然调停适中才算可以。譬如,父母双亲去世,作儿女的哪有不想一下子哭死心里才痛快呢?然而,《孝经》中说:‘毁不灭性’。并非圣人要求世人抑制情感,天理本身自有界限,不可超越。人只要认识了心体,自然分毫都不能增减。”
【原文】
“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。盖‘体用一源’,有是体即有是用。有未发之中,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。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,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。”
【译文】
“未发之中平常人都具有?当然不能这么说。因为,‘体用一源’,有这个体,就有这个用。有未发之中,就有发而皆中节的和。今天的人不能有发而皆中节的和,必须知道是他未发之中也未能完全获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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